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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洲最大电影厂的红色改造（第8页）

舒群等人还确定了需向大家讲明的搬迁政策：希望所有人员包括家属都随厂搬到哈尔滨，如果去哈尔滨，发给安家费；如果不去，只能发一些高粱米，今后电影厂将不再负责其生活。

舒群又对几个人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舒群负总责，袁牧之、张辛实协助舒群进行总的组织工作，田方到哈尔滨打前站，许珂负责联系火车和市内交通运输，钱筱璋与于彦夫一起负责搬迁机器设备。

更具体的安排则是：袁牧之与钱筱璋负责第一批搬运，于彦夫为秘书；许珂与马守清负责第二批搬运；舒群与张辛实压阵，负责第三批搬运。

搬迁计划制订后，全厂动员随后展开。张辛实等

原来东北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态度是明朗的，他们带动了一大部分人靠近中国共产党，对搬迁工作高度赞同。但此时也有一些人的思想并不统一。一部分人觉得，在东北战场上中共处于劣势，未来会是什么格局难以预料，跟着共产党走有风险；一部分人觉得，尽管接管的人里面有袁牧之、田方等几个懂电影的人，但更多的是“土八路”，担心跟着这些人走没有前途；还有比较关键的一个群体——日籍职员，作为战败国人员，他们总觉得前路莫测，每天处于惶恐之中。

针对这些复杂的情况，舒群等人采取先分散再集中的方式，先分别到各办公室、车间和宿舍，同职工们交换看法，消除大家在思想上的顾虑。待大家有了心理准备后，再把大家集中起来，召开全厂职工动员大会。由于袁牧之是上海滩的电影名流，大家一致决定由袁牧之代表大家讲话，这样会增强电影厂员工对未来电影生产的期许。袁牧之“向全体职工讲明当前的紧迫形势和党的方针，……动员中外职工一起撤退到哈尔滨去，共同参加人民电影事业的建设。……最后，袁牧之恳切地希望大家认真考虑，时间紧迫，尽快决定去留”#pageNote#27。

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令舒群感到担心的还是能不能团结厂内的日籍员工，让他们也跟着走的问题。如此大量的电影器材，其使

用技术大多还掌握在日籍员工的手里，他们甚至是这个电影厂能够迅速运转起来的关键。所以，在厂内开了两天各类会议以后，舒群把自己的想法及时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做了汇报。

凯丰高度重视这一情况，批准了舒群单独做日籍员工思想工作的意见。随后，舒群开始了对日本籍职员的大规模动员，讲清形势，分析利害关系。“现在电影厂必须马上撤离长春，跨过松花江，向哈尔滨转移，非常需要各位职员的协助。我看，现在大家都一时难以回国，当然，如果能安全返回日本，这是很好的事。但在动身之前，还请各位帮忙，衣、住、食请尽管放心，和我们完全一样。”#pageNote#28在给日籍员工召开的会议上，舒群真诚地说。

经过一系列思想动员，绝大多数员工自愿随电影厂北上。“原‘满映’的日本电影剧作家八木宽回忆说：‘日本人投降后，舒群……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在进攻长春，他请我们同他们一起去哈尔滨，并在那里建立电影制片厂。……他又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同中国人一样地工作、学习和生活。……我决定跟他们团结在一起，我喜欢制作影片，我不愿意中止摄制电影工作。’”“原‘满映’的录音师高岛小二郎谈到这段情况时说：‘至于我，我更有理由跟他们走。我要使我的录音设备重新发挥作用，

我爱我的机器……’”#pageNote#29

1946年5月10日，到达哈尔滨的田方打回来电话说，大家到哈尔滨后的住房和电影设备存放地点找好了。

一场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惊心动魄的电影厂搬迁随即开始。

在战争年代，做事情是不允许有丝毫的迟疑和懈怠的。1946年5月13日，是被确定为“一颗螺丝钉也不能留下”的全厂搬迁的日子。而这个不留下一颗螺丝钉的任务，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尽管最终他们不可能做到一颗螺丝钉都不留下，但那种精神，足以让人深深感动。

亚洲最大的电影厂在一天之内完成拆卸、装汽车、运到火车站、再卸车、装到火车上运走，谈何容易！

谁能想象得到！从拆卸到打包，到装箱，到搬运，到装车，人们像在轮盘上一样，飞快地旋转。大家精神高度紧张，但每个人都井然有序，没有出现一丝失误。

谁能想象得到！有一些精密设备在平常看来根本拆不下来，可在如此高强度的搬迁过程中，难题迎刃而解。

谁能想象得到！数百人投入全流程的工作，负责押运的人并不多，但大家自觉自省，最终没有丢失一件物品，堪称奇迹。

谁能想象得到！日籍员工同中国人一样，全身心投入，持永只仁听说没有人会拆卸动画摄影台，便主动找到袁牧之请缨，然后自己一个人动手，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整个摄影台拆了

下来，最后实在没有时间了，他将拆下来的小螺丝揣在自己的口袋里运送到了目的地。后来，正是持永只仁拆下来的“这台动画摄影台，拍出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和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pageNote#30。

电影《皇帝梦》剧照影片于1947年公映

谁能想象得到！摄影、录音、洗印、照明、放映等各类电影器材，一时无法计数的大量化学药品、照明灯泡、化妆用品、各类道具、服装呢料，还有上百万米新胶片、数百部各国影片拷贝，装了整整25节车厢。

从厂区到火车站，本来许珂从部队协调来了一个汽车队，但没够用，于彦夫又从红旗街两边的相关单位找来20多辆大车。入夜时分，汽车满载着设备器材，从电影厂鱼贯而出，车灯闪烁，连成的不仅是一条蜿蜒的长龙，更是人们因心中有梦而升腾出的熊熊火焰。

此时的袁牧之与钱筱璋身着东北民主联军的军装，虽已疲惫不堪，但不减飒爽英姿。上级专门派来的中共中央东北局警卫连新华社警卫排的20多名战士，在火车的各个重要位置站定。午夜时分，伴随着一声火车的长鸣，象征此时东北文化生产力的“生产工具”一头扎进冒着油的肥沃黑土，从长春开始，向它的东北方，以纵深的走向，用昂扬的姿态，豁开了未来的文化土壤。这列绝尘而去的长长的火

车，成为文化之犁，声动四方。

当袁牧之等人押运着全部家当第二天出现在哈尔滨火车站的时候，迎接他的田方已经早早地来到了站台上。至此，第一批搬迁圆满完成。

袁牧之摇响电话，告诉舒群第一批物资已运抵冰城，临时的办公场所也有了，可以实施第二批搬运了。5月19日，载有400多名职工及其家属，还有剩余资财的30多节车厢编组的火车从长春南站启程。在这一批搬迁的400多人中，职工共计170多人，其中有日、朝籍职工70多人。

大家在火车上测算着时间，有的人一上车就睡了，等他们睁开眼睛，发现火车停了，以为到哈尔滨了，可向窗外一看，走了一夜，竟然只从长春南站开到了长春站。大家一打听才知道，有一节闷罐车厢在火车启动不久就着火了。

这节闷罐车厢里装有剪接机器及大批物资，里面的人以日籍职工及家属为主。晚上，一位日本妈妈要给小孩子换尿布，但车厢里没有灯，太黑看不见，就点燃了一支蜡烛，由于火车不稳，摇倒了蜡烛，引燃了物资，造成失火。

为了继续安全运行，大家把着火车厢上的人疏散下来后，又把这节车厢同别的车厢分离，然后继续前行到哈尔滨。有惊无险，第二批搬运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就在第二批人员和物资刚刚到达哈尔滨时，长春的局势随人民军队

撤出四平而骤然紧张，按组织安排，立即放弃长春。在极度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让舒群通知已经确定的电影厂第三批撤离人员、《东北画报》社相关人员、东北大学的部分师生，立即随一列已经备好的火车离开。

舒群立即让司机驱车前往各处通知。怕司机不安心开车，舒群给司机发了双份月薪，可是，越是担心什么就越是来什么，司机偏偏不小心把车子弄坏了。万般无奈之下，舒群只得向凯丰求援，把他的车借来，这才基本顺利地通知了几个单位。

急匆匆赶来的舒群让司机把车直接开到小白楼。楼里当时只有张辛实、江浩和凌元三人。“什么也不能带，马上走！”舒群大声说。

“浦克、李映、于洋他们几个怎么办？”张辛实问。

“没有办法了，来不及了，你们赶紧走了再说。”舒群回答。

等他们来到长春火车站时，火车即将发动，他们赶紧上了火车。

等舒群和张辛实等人与袁牧之会合的时候，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也到了哈尔滨。

“把东北电影公司几乎原样不差地搬到了哈尔滨，你们立了一功，大家真是好样的！”拍着舒群和袁牧之的后背，凯丰高兴地说。

“可是浦克、李映等人还是没能接出来！”舒群遗憾地说。

从5月13日到5月23日，11天之内，绝大多数设备器材和几百名职工安

全地来到了后方。从长春到哈尔滨的这一次转移，使亚洲最大的电影厂从铁轨上迁移了260多公里！

而“征途”还远远没有结束！

当东北电影公司刚刚到达哈尔滨，还立足未稳，国民党的大批军队已经迅速占领了四平、长春等地，并直扑松花江沿岸，哈尔滨也危在旦夕。

5月26日，装载着大量电影物资的列车还未来得及卸货，就又一次在铁轨上移动起来。东北局决定，电影厂继续北撤，为保证器材和人员的绝对安全，干脆撤到远离前线的大后方佳木斯去。那里，距哈尔滨还有接近400公里的路程。

继续北上的列车走走停停，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才到达佳木斯。当时，佳木斯归合江省管辖，是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区的最深处，省主席是李延禄，政委是张闻天。

张闻天、刘英夫妇同东北电影制片厂文艺工作者合影。左起：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袁牧之

舒群和袁牧之等人第一时间向李延禄、张闻天详细说明了情况。两人简单商量了一下，觉得佳木斯也不适合建立电影厂。原因是，日本军队在撤退时，烧毁了所有的营房，没有一处像样的地方能够把这些物资储存起来，也无法一下子搭建起电影生产的基础工程。而且，这些物资如此重要，安置在佳木斯也不够安全。目前看，最保险的地方应该是兴山，即今天黑龙